第一章             家 庭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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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他们都是十几岁就确立了人生目标，为自己选择的理想终身奋斗不懈。他们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勤奋敬业，一丝不苟；他们廉洁奉公，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谋利；他们平等待人，以至于直到文革开始，我才真正意识到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弟的身份是那样的不同；他们生活简朴，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他们心系天下，直到晚年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存在的问题......

父亲特别爱读书，阅读面非常广，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技、医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恩全集只要出版一本，他就买一本，买回来就要通读。我上小学时，父亲给我读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边读边讲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父亲的藏书很多，各方面都有，文革中虽然丢失了一批，但保存下来的也不少，这使我很受益。

父亲敢于坚持原则，绝不随波逐流。大跃进时期，他是副省长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由于拒绝跟风而挨整，被停职；文革中，他不参加也不支持任何派系，受到当时得势的省委领导人打压，蒙冤10多年；后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他作为代表，对错误的一子女政策提出不同意见，虽然明知这样可能对自己不利。父亲晚年主持河南省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负责，努力保证志书的质量和真实性，使河南省的修志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母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人，虽然小时候生活条件很好（我姥爷先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陇海铁路总工程师），但在那样一个动荡年代，她很早就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为了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十七八岁就加入了革命洪流，为理想奋斗了一生。一直到晚年，母亲都对社会上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不能容忍。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你认为找到了真理，即使为它牺牲生命，我也支持。”

受父母影响，我从小形成了两个终身无法解脱的情结：一个是寻求真理，有问题非弄明白不可；一个是理想主义，总认为世界应该更好，也能够更好。

                   二姨和四舅

我有三个姨，七个舅，其中二姨林野和四舅林红终身未婚，与我们家关系最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差不多可以算是我们家的基本成员。从我八九岁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与我们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直到离世。

二姨比我妈小三岁，1933年参加共青团，与我妈同时被国民党逮捕，1938年到延安，曾在抗大和鲁艺学习，当过抗大分校的教员。后来，她先后在工人日报、河南人民出版社和河南省文联作家协会工作，曾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河南省分会副秘书长和《河南民间文学》主编。

从1958年到郑州后，虽几经搬迁，二姨的住所始终都在我们家附近，而且她常常会住在我们家，与我们共同生活。长期的接触，使我很自然地受到她的一些影响。

二姨带来的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许多精彩的民间故事和传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业余时间，二姨热衷于中医和气功，使我无形中也受到一些熏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姨的记性很好，而且喜欢讲过去的事情。通过她的讲述，我对过早去世的姥爷和姥姥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对母亲及其兄弟姐妹们未成年时的生活和后来参加革命的经历留下不少深刻印象，特别是二姨和母亲一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和后来去延安的那些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四舅的情况非常特殊。他十六岁在北平宏达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并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十七岁时去延安，同年冬，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共青团）任宣传部长，并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曾被誉为青年理论家。延安整风时，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他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被关押了很长时间，以致精神失常。

1947年，四舅的病情有所发展，从此开始长期住院治疗。1958年，他的病有好转迹象，为了有利于康复，母亲把他从太原精神病院接到郑州，安排在我家附近居住，以便照顾。

四舅的病属于偏执型精神病，在不受特定刺激的情况下，并不经常发作，生活基本上还可以自理；除了发病时，思维也还正常。在太原精神病院时，他曾给艾思奇写信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亲笔写了回信，对他给予赞扬和鼓励。

他长期订阅《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画报》，看完后，都放到了我们家，成了我最爱不释手的课外读物。这两种杂志都是当时最好的科普期刊，我几乎每期必读。它们不仅培养了我对科学的浓厚兴趣，还使我了解了大量远远超出中学课本的科学知识。

二姨和四舅对我的人生都有深远的影响，我一直很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