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的固始县

1968年，文`革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中央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但局面仍然相当混乱。文革开始以来，大学和高中都不招生，工厂也不招工，一连3届初、高中毕业生共一千多万人既无课可上，也无工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到7、8月份，中央开始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

8、9月份，郑州开始动员66届和67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我是68届的，但看形势，估计迟早也得走这一步，就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提前跟66、67届一起走。我们的要求立即获得批准。于是，1968年9月下旬，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信阳地区固始县插队落户。

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角，与湖北和安徽相邻，是全省离郑州市最远的县。我们插队的地方是方集公社，我和其他15个同学被分到田冲生产大队余营子小队。余营子村在县城正南70多里的地方，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浅山区，往南是深山区，往北是平原，周围山青水秀，山上是松林，水边是稻田和竹林，景色十分美丽。

插队生活

我们16个学生，9男7女，作为一个知青组，就在余营子落了户。余营子生产队的总人口不到一百人，按当时的阶级划分，绝大多数都是贫雇农，成分最高的是一个木匠，被划为上中农。

农民的贫穷与景色的美丽形成鲜明对照：绝大多数社员的住房是土坯墙茅草顶，砖瓦结构极为罕见，衣服很少有没补丁的。

刚到时，我们9个男生，被安排住在生产队会议室内一间20平米左右的狭长套间里。床是用竹竿编成的架在土坯墩子上的大通铺，有一张桌子和一扇糊纸的窗子，最冷的时候，室内也会结冰。

大约半年以后，政府调拨来了给知青盖房子的木材，由那位木匠带领，在社员们的帮助下，我们盖起了自己的房子，两个人一间，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了。

盖房过程中，听社员们说，以前这里树特别多，房子被大树遮蔽，不走到跟前，几乎看不见，山上更是密林覆盖。可惜，大跃进时期，因大炼钢铁，把大树都砍光了。要不然，纯用木头给你们盖房子都没问题，哪里用得着政府调拨木材。那位木匠有点文化，知道的比较多，有一次在人比较少的场合，还谈到庐\山会`议，对XXX充满了尊敬和同情。

9、10月份，农忙季节已过，主要是秋收、肥田、砍柴、整理土地等杂活。因为是水稻产区，秋季作物很少，说是秋收，其实要干的活并不多。入冬以后，更没多少事可做，我和几个同学就请假回了郑州，在家住了一段时间。

第二年春天，我们经历了下乡后的第一场考验。一开春，农忙就开始了，犁田、耙田、育秧、插秧等农活都是很累人的，尤其对我们这些从没经历过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容易。每天都是从天亮干到天黑，插秧季节甚至天不亮就要下地。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长很早就把大家带到地头，结果天太黑，什么也看不清，只好坐等到天色发亮。

劳动工具极为原始，机械化程度为零，一切都靠手工。由于是浅山区，几乎所有的运输都是靠肩挑，挑一百多斤的挑子走好几里山路是常事。

艰苦的劳动和生活锻炼增强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吃苦能力，从那以后，任何艰难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

探家与读书

最初，我和大多数其他同学一样，把下乡看作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干活很认真，也很能吃苦，但不到一年，我就渐渐发现，除了全新的经验和艰苦的劳动生活确实有益于自己的成长之外，客观而言，我对生产队能做出的贡献远不如一头牛，对社会的贡献更谈不上。这时候，我还不到20岁，正是学习成长的黄金时段，再加上我有那么多问题想研究，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下乡这种锻炼和体验，一年就够了，时间太长，是对青春年华的浪费。我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劳动力，我要学习，要认识社会，要研究问题。

下乡时，我随身带了一批书，主要是领袖著作和其他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类的，也有一些回忆录、小说和科普类的。我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读书。

后来我发现，下乡知青以父母有病或家中有事为理由请假比较容易，于是就利用一切机会找理由请假回家，并尽可能延长在郑州停留的时间。

这时候，父母已被赶出省政府家属院，和其他几位命运差不多的XX级干部一起住在一栋还没有彻底完工的简易楼中。批斗高潮已经过去，他们又无事可做，就在家中闲住。我每次回家，除了帮父母做点事，其他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书。好在父亲的藏书抄家时损失不算太大，还留存了很多，我有的是书看。另外，我也结交了一些爱读书的朋友，常常互相借书并交流看法。

到1972年年底被招工返回郑州，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请假探家的时间累计差不多有一年左右。在农村的时间，我后来也常常以各种理由请假不出工，躲在屋里读书。

这一时期我读书很多，收获很大。回想起来，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以下一些：

政治思想类的，除领袖著作之外，还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九评”合订本）、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孙中山选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等。

历史类的，除了继续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还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时代德国共产党领袖倍倍尔的《我的一生》、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杜鲁门回忆录》、《艾登回忆录》、《拿破仑传》、《田中角荣传》等。

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伊加利亚旅行记》，以及沃尔金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等。

哲学类的有：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演讲录》、《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约翰•杜威的《经验与自然》等。

文学类的有：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雾都孤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和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等。

宗教类的有：《圣经》、《古兰经》、《释迦牟尼传》、《达赖喇嘛传》等。

另外还有《中央情报局内幕》、《秘密战》、《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另一个美国》，以及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等。

通过广泛阅读，我进一步感觉到社会问题的复杂与艰深，而经过长期的深入思考，在很多问题上，我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此同时，几年的农村生活和与农民的密切接触，使我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这些情况令我震惊，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信`阳SJ

下乡前好几年，我就对信`阳S件有一些了解，知道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而我们下乡的地方，正好属于信阳地区，这使我有机会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

1959年大`跃`进时期，信阳地区由于虚报粮食产量，公粮交得过多，留下的口粮太少，到冬春之交，陷入了严重...。当时余营子生产队不足百人，......占总人口的...。社员们很具体地告诉我们，谁家...。这些...的情节让我们很难过。

下乡期间，我曾经好几次从固始县城徒步走回余营子，还有一次从余营子走到商城。每次途中遇到同路的老乡，我都会与他们聊天......。从多次了解的情况看，这一带不同地方当年.....，差别不很大。多年以后，我查阅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固始县志》和《商城县志》，上面提供的数据与我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后来我从各种不同渠道了解到，固始和商城的情况还是比较轻的，像罗山、息县、光山等县，情况要严重得多......。

……

对信•阳事•件的了解，在我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同时更增强了我要把问题研究明白的责任感和决心。

信•阳S•件不是孤立的......。联想到XX、XX和XXX等国的类似...，我开始意识到，尽管当事的LD人难辞其咎，但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归于...个人是说不通的，一定有更深、更复杂的原因。

抵制“二次跃•进”

1970年春，不知从哪里又刮起了一阵“跃进”风。已经开始插秧了，田冲大队的领导突然提出水稻亩产要超过900斤的指标。正常情况下，这一带的水稻是亩产400多斤，高一点的也不过500来斤，在品种和施肥量等重要因素没有任何实质性改进的情况下，现在突然要翻番，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一天，大家正在田里插秧，大队书记过来了。他非常认真地对大家说，你们要好好干，如果到时候达不到指标，就是饿死，也要按亩产900交粮。我实在听不下去，就跟他争辩起来。他辩不过我，于是走到我跟前，压低声音说：“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我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你才要犯错误。真敢那样做，饿死了人，你吃不了兜着走！”

看大队领导宣传贯彻的势头，我猜想，这次“跃进”的风源，起码是在县级以上。后来有消息说是信阳地委搞的。

不久后，我回到郑州，偶然得到一份省委文件，主要精神是反对各地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我很高兴。由于担心省委精神不能有效传达到基层，我给留在生产队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那份文件，希望他们在必要时，依据文件精神抵制大队或公社的过分行为。

“五1六”分子

几个月后，我回到生产队，听同学们讲，大队差点把我打成“五1六”分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那封信并没有寄到生产队，而是被公社拦截了。信传到大队干部手中，他们很恼火。大队书记因为我敢当众顶撞他，弄得他下不来台，早就对我耿耿于怀，很想找机会整我一下。恰好那年春天，...发出关于清查“五1六”fgm集团的通知，他想借机把我打成“五1六”分子。看到我的信，他就与其他大队干部商量怎么整我。由于我平时不大买那些干部的账，他很容易就得到多数干部的支持。但就在这紧要关头，大队会计的一番话救了我。这位会计在大城市当过几年兵，知道的相对多一些。他对他们说，他（指我）父亲曾经是....，现在虽然靠边了，但还没有最后结论，报纸也没有点名，万一将来打不倒，咱们不是自找麻烦吗？这番话立刻见效，从此，他们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而且至少表面上对我还是挺客气的。

农场，在农村最后的日子

大约从1970年开始，我们那一批到信阳地区下乡插队的郑州学生，陆陆续续被招工，离开了农村，大多数回到了郑州。到1972年，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而且基本上都是所谓的“h五类”子女。我因为父亲挨整，大部分招工单位不敢要，而有推荐权的大队干部又故意不推荐，我自己也不积极找门路，于是就成了余营子生产队剩下的最后两名知青之一。这年3月，固始县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决定把剩下这些零星分散在各处的插队知青集中到几个知青农场。于是，3月底，我转到了郭陆滩公社的知青农场。

农场剩下的学生也不多了，加上合并过来的，总共也不到100人，全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到农场后，我立即感觉到不如插队的环境自由。农场的干部对学生的态度简直就像...队的管教，时不时的，还会把某个犯了错的同学批斗一番。我曾经有过在农村长期呆下去的想法，主要是觉得环境比较自由，有利于研究思考问题，但农场的情况使我改变了想法。我还是一有机会就请假探家，尽可能少在农场。好在时间不长，半年多后，郑州市就决定把我们这一批知青全部召回并安排工作。

11月底，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告别了知青生涯，离开固始，回到了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