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与工作分配

到固始县招工的单位是郑州市果品公司，只要是我们那一批下乡的郑州知青，无论家庭出身多不好，一律录用，一个不留。安排的工作是水果商店的营业员，相对而言，这是比较差的工种，而且是集体性质，无论是身份还是收入，都比国有企业职工差一大截。不过，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来说，能回城，并且有工作，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回到郑州，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有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告诉我，这次招工，郑州市医药公司委托果品公司代招5人，也就是说，我们当中有5个人可以去医药公司。他认为医药公司比较好，就征得我的同意，利用他的关系，把我分到了医药公司。

医药公司只有一个集体性质的药店，我们五个知青因为是集体性质的职工，只能到这个药店上班。我们来之前，店里已有九人，其中三人是以前个体行医的中医大夫，另六人以前是其他与医药有关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在公私合营运动中被收编到这个药店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最小的也50多了。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又见识过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他们对我们这些人很客气，甚至有点怕。

药店——我的大学

这个药店名为药店，实际上是一个小诊所，有好几张诊疗床，可以提供拔火罐、针灸和热敷膏药等治疗；三个大夫都是可以看病开药方的，顾客也大都是来看病的，有的顺便也会买点中成药。

店长是一个50多岁，见人就点头哈腰的人。我第一天来报到时，问他给我分配什么工作，他非常客气地说：“随便，随便。”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没人专职收费，于是就自我定位，干起了收银员兼出纳的工作。

我很快就发现店里人浮于事。虽说位于闹市区，但每天的顾客平均大约只有30人左右，最多时也不过50来人。遇到天气不好，有时只有十来个人，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

我更是清闲：每天上6小时的班，全部工作就是开2、30张发票，极少超过50张。我的心算能力比较强，几十张发票，翻一遍，总数就算出来了，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另外，由于营业款数目不大，保管方便，不必天天跑银行，隔几天去一次就可以。

对我来说，这种情况真是求之不得，我立即决定利用上班时间读书。

我们的工作是两班倒，上午班8点到下午2点，下午班2点到晚上8点，周末不休息。每周工作时间总共42小时，比大多数行业少6个小时。即使加上路上所用时间，每天上班也只占用7个小时，而其中真正必须用于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只有1个小时左右，最忙时也超不过两小时，这样算来，我每天至少有10小时以上可以读书，简直太棒了！

收款处是一个小套间，与营业厅之间隔着一面挺厚实的墙，墙上有一个书本大小的洞算是缴费窗口。窗口对面靠墙处有一个货架，摆着一些常见的中成药。我的办公桌紧挨着缴费窗口，上方有一根日光灯，光线极好。室内很安静，平时很少会有人进来打扰，可以说是近乎理想的读书环境。

每天上班，我主要的事就是读自己要看的书，工作倒成了次要的。因为工作上的事本来就不多，我这种方式倒也从来没有误过事，账上也从未出过差错，大家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有人对我上班时读与工作不相干的书有些意见，并向上级领导反映过，但领导了解情况后，并没有干预。我读的书虽然与工作无关，但我从来没有离开岗位，一旦有事，一秒钟也不会耽误。

我在这个药店整整呆了5年，扣除1974年被借调到省体育馆游泳池当救护员的半年，我在店里读了4年半的书，可以说，这个药店就是我的大学。

这一时期，我读书的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读了更多的共产主义和修正主义文献，更多的中西方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其中有一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例如：

政治思想类的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伯恩斯坦言论》，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杜勒斯的《战争或和平》，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不记得作者的《美国政府机构》和《人民资本主义》等。

传记和回忆录类的有：梅林写的《马克思传》，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约翰逊回忆录》，伊东峻一郎的《东条英机传》，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十年回忆》，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赫鲁晓夫回忆录》，卡特总统自传《为什么不是最好的》等。

历史类的有：海斯等合著的《世界史》，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威廉斯的《欧洲简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休特利等人合著的《希腊简史》，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和《日本战后史》，李贽的《史纲评要》，齐赫文斯基的《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简史》，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鲁滨逊的《新史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卷，以及《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卷等。

哲学类的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罗素的《哲学问题》和《西方哲学史》，杜威的《自由与文化》，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贝克莱的《哲学对话三篇》，马赫的《感觉的分析》，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以及《西方名著提要》哲学卷等。

文学类的有：《莎士比亚戏剧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杰克•伦敦的《海狼》和《铁蹄》，拜伦的《唐璜》，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以及拉辛、巴尔扎克、哈代、马克•吐温、萧伯纳、赫尔岑、屠格涅夫、普希金、莫泊桑、契科夫、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先秦诸子给我的印象极深。除了以前读过的《道德经》、《四书集注》和《孙子兵法》外，这一时期又比较系统地通读了《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庄子》和《墨子》，翻阅了《管子》、《列子》、《淮南子》、《商君书》、《孙膑兵法》和《公孙龙子》等。另外，还翻阅了《史记》、《左传》、《战国策》和《资治通鉴》等。《易经》也读了一遍，但觉得太玄奥，有些文字的涵义连专家都争论不休，说不清楚，受益远不如预期。

值得一提的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康本人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但我认为《大同书》自身的价值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与之相比，《乌托邦》、《太阳城》之类的简直是小儿科，弱爆了。

另外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普雷斯的《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等。

我读的这些书，绝大部分来自我父亲的藏书，有一小部分是从其他渠道搞来的。

父亲特别爱读书，阅读面非常广，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技、医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他特别爱买书。从我上小学开始，他就经常带我去书店。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恩全集每出版一本，他就立即买一本，买回来就要通读。

父亲的藏书很多，各方面的都有。特别难得的是，当年的所谓“内·部读物”他大部分都有。w革中虽然丢失了一批，但保存下来的也不少，这使我很受益。

其他渠道包括：从书店买，从朋友处借，在旧书摊淘，捡别人淘汰的等等。这样搞来的书，有些也很有价值，如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就是在书店买的（因为毛泽东推荐，书店可以买到）；吉田茂的《十年回忆》和雨果的《九三年》、司汤达的《红与黑》等，是从朋友处借的（我有不少爱读书的朋友，经常互相借书看）；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书记，w革前任郑州大学常务副校长的郭晓棠遗留的，他的小儿子转赠给我……

经过长期的读书与思考，我在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路和框架。

批·林批·孔与评·法反·儒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发〔1974〕1号文件，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以此为开端，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评法批儒”。

运动搞的很深入，就连我们这个小小的药店也必须参加。但药店里的人基本上完全不了解儒法之争，对批林批孔也没什么兴趣，所谓参加运动，不过是读读文件，读读报纸，走个过场而已，并没有多大意义。可能是公司里有人觉得我像个读书人，也许有点水平，曾经通知我参加公司里搞得批判会。但由于我发言不积极，以后也没了下文。

我自己倒是对运动十分关注。运动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怪，从任何意义上讲，把林彪与孔孟之道联在一起都显得过于牵强。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原来，林彪事件后，文革中的所谓左派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而以xxx为代表的中y力量则大大加强了，这是…文革派不愿意看到的。其实，“批孔”只是个过渡，真正的目的是批X、抑X。……被一些人称为党内的“大儒”，批了孔，就容易联到X。不过，从批林到批孔，这个弯子转得有点太不自然了。

看出名堂的人很多。记得有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同学跑来找我，想跟我商量怎么利用这场运动。他的思路是：运动是m亲自发起的，目的是打倒X；m的手段无人可敌，X必倒；X倒，则干部队伍必定大换班；能抓住这个机遇的人，将前途无量。我对这种想法很反感，明确告诉他，我宁可卖一辈子药，也决不会投这个机。

从学术方面讲，评法反儒把中国思想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我认为也很荒唐。其实，法家的开先河者荀子和集大成者韩非，都是很推崇孔子的。荀子被很多人认为就是儒家，而韩非子凡是提到孔子都是称赞的，没有一句批评。儒家与法家在思想上确有重大分歧，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历代统治者也往往是儒法兼用的。当然，评法批儒的本意不在学术，但它却促使我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并对人性论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五（略）

告别“我的大学”

1977年下半年，郑州市教育局因中学教师奇缺，决定敞开大门，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老三届高中生中吸收一些人补充师资力量。听到这个消息，我动了心。药店的工作虽然对读书很有利，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埋头读书，非常缺乏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的经验，也需要有所改变。而且，学校毕竟是教育机构，与药店相比，文化氛围要好得多。我决定争取去学校。

当开始跑调动时，我才发现，只顾读书，忽略与领导的关系是有代价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难以通过。幸好，医药公司的党委书记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当我最后不得不去找他时，我的谈吐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办妥了公司同意调离的手续离开了“我的大学”。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拖得时间太长，等我拿到同意调离的文件时，教育局的大门已经关上，不再接收其他行业的老三届学生了。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郑州六中校办工厂同意接收，于是我就成了校办工厂的工人。

我没有去校办工厂上班，通过熟人的帮助，我成了一名以工代教的代课教师，开始了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